|
杨信男老师专访 王名儒、郭姿伶采访 李彦颉记录
杨信男老师任教於台大物理系近叁十载，桃李满天下，又甫於去年十一月以长期在台湾做出的研究成果荣登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其对教学研究的执着，对国内年轻後进，甚具启发意义。双月刊特专访杨老师以飨读者。
杨信男(以下简称杨)：这不是一个奖，只是一个荣誉，在美国一般大学里获得这个荣誉的人也满多的，所以不算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我想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僻远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这个肯定，也有一点满足感。证明在台湾这个环境下，如果能够持之以恒，那麽我们也能够达到国际水准的。
杨：目前是，但以前黄昭渊老师也是，他是在美国拿的，後来回来当凝态中心主任，在凝态中心筹备期间，他曾暂栖於物理系一段时间。
杨：我这次获选APS
Fellow的citation是：「由於他在叁体核作用力和光激核子致生π介子反应的动力性理论方法上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在以光激核子致生
杨：以前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念书的时候，我去找杨振宁谈，杨振宁是很不喜欢大家走高能物理的，他认为在研究开始的路上最好能够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来走。他建议我两条路，一个是去跟当时仍在Princeton的G. E. Brown做核物理，另外一个是去跟Courant做加速器理论。杨振宁鼓吹大家去做加速器的理论是满成功的。Stony Brook就有不少人在完成博士後转行去做加速器理论，都很成功，其中一个是赵午，今年获选中研院院士，目前在加速器理论界是个Super star。我从小就不喜欢工程，所以不会想要去做加速器物理。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信给Brown。有一天他从普林斯顿来，要我在下午两点等他，他来了之後在黑板上面提了两个题目，我挑了其中一个，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当时在Stony Brook有一个系友王俊明，是高能理论的助理教授，还跟我取笑说，核物理中的核作用跟库仑作用力比起来是复杂很多，而且又是多体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做核物理是自找苦吃。
杨：杨振宁当时跟我说，很多做高能物理理论的人，只会跟着潮流走，一生中也许发表了很多论文，但到了最後，都还没有弄清楚他一生是在做什麽。所以他建议我先从比较具体的方向开始，如果做得不错，而还希望做比较抽象的问题，再慢慢靠过去。
杨：我读初中的时候最崇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史怀哲。当时的志趣有两个，一个是入世的，希望能够服务人类，另一个则是出世的，希望在清静的生活中埋首於科学研究。大学时候的同学，大家都非常用功，不少人在大二的时候就在看Goldstein古典力学的书，大叁开始看量子力学。此外，当时也有一些刊物，在台湾闭塞的环境下开启了一个新的窗户，如『自由中国』，是反国民政府的，李敖则在『文星』上激烈批判传统，主张全盘西化，这些对当时生活在威权统治下的我，产生不少冲击，不过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念物理的书。
我们成长的时机和现在很不一样，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正是美国民间反越战的高峰，欧洲也有学生运动，大陆则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後来又出现钓鱼台事件、彭明敏的台湾自救宣言，以及台湾被排出联合国。在这样大变动的一个环境下，相对来说我的入世本能被唤起，因此在美国的时候我非常关心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并没有非常认真的在做物理，甚至想要积极的投入反对运动。後来发现自己的个性事实上并不适合加入政治的反对运动，才又拉回物理研究。而且回来台湾之後发现台湾民间的社会力量非常充沛，所以後来就更专注在研究以及教学上。
关於做物理，目前我的志趣主要是希望能够由学术以及教育而对社会有贡献，因此至少要做到比较符合国际水准，目前核物理中的强子结构研究相当符合我的性向，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作得很愉快。我教书的口才不是很好，我想应该不是出类拔萃，不过我尽心尽力的去教。在学术研究上面我希望能够让国际上知道台湾，让国际友人知道台湾也有一定的水准，这是支撑我能够继续研究的很大力量。
郭姿伶(以下简称郭)：老师从事核物理研究多少年？其间有没有想到要放弃或 是觉得很空虚？
杨：嗯，1967年到现在大约有35年了。我想在博士以及博士後阶段，我的心思很多都放在关心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杨振宁在传中提到以前回到中国，有一次在旅馆中，看到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心中非常有感触。我想那主要是他感受到中国的苦难，但却没有投身帮助中国由苦难中脱困出来之故，他很感佩他有许多同学都能够留在中国为中国努力。我对於台湾的社会一直都不怎麽满意，所以一心一意要回国，我愿意牺牲一些为社会做事，所以回台湾以後我觉得比较踏实。我想我的能力做核物理差不多，如果要我去最更抽象的场论而要多少有所贡献，我是没有把握的。而且目前核物理与高能物理满接近的，所以很符合我的期望，因此我比较没有遇到想要改行的情况。像现在很热门的生物，是我在高中时比较不喜欢的科目，我应该不会喜欢去做那方面的研究，我想强子物理方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夸克的confinement便常被列为物理上未被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我是个满有主见的人，所以在国中的时代我就打定主意要念物理了，由於时代的影响，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不过一切跟我想要达到的还是差满多的，比如说想要有史怀哲这样的精神，还是完全没有做到的。
杨：我说过了，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并没有那麽专注在物理上，要说有人对我有什麽重大的影响，我想是很难的。不过在西雅图作博士後时的老板Henley，在做事上面很认真却很低调，是我在做事情态度上欣赏的对象。
杨：主要是要有兴趣、毅力，另外能力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理论方面。爱迪生虽说是99%努力、1%天才，但至少在我的所见所闻上，天分在理论物理方面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在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seminar上，我往往只能听懂很小一部份，但杨振宁却总能够问非常有深度的问题，有时候连演讲者也没办法答出来，使我体认到自己能力的有限，也让我深觉能力，适才适所的重要性。所以，选领域应该也要考量自己的能力。
杨：我想现在算是不错了，尤其目前网路非常发达，preprint的取得很方便，除了请国外的speaker因为比较偏僻，比较不方便，以及同行比较少较难於透过讨论相互切磋之外，我想已经很不错了。比起二十年前，台大的计算机不能用，我只好跑到CDC的总部去跑程式(那时候主要的大型计算机公司)。而且那时候系上的环境气氛不是很好，所以满不利於做研究的。我自己当时有一个梦想，希望台大物理系晚上能够有很多的研究生开着灯，还在努力的研究，我想基本上这个小小的愿望已经达成了。记得刚回来的时候教电动力学，准备Jackson的教材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晚上要查资料，要搭公车到台大物理系，那时候系馆晚上一片漆黑，要摸黑到研究室去，心里总是怕怕的。
杨：在一些研究上面碰到比较难解的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想法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这是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像卓越计画获得那麽充裕的经费，很多外国人都很羡慕。台湾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能做出好的物理，应该不能怪环境而只能怪自己。
杨：我想现在的社会比较多元化，外界的诱惑比较多，学生的兴趣也比较广泛，一心一意想要走物理的路，比例上比当时我们的年代是少了不少。不过每一届还是都有不错的学生到台大物理系来。平均的程度很难说，因为当时我们只收30个学生，现在有60个，当年又是最热门的科系。学生的平均素质，虽然随着时间有所波动，不过有兴趣的人还是很多，每一年都还是有很好的学生愿意在物理上下功夫做研究。
杨：我想如果他真正能够做得很不错，这个机会总是存在的。像中研院的胡进锟，他是清华大学的物理博士，他现在做得非常好。一切主要看你的研究，是否有一定的成就，物理上的成就有相当客观的尺度能够衡量，所以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应该没有差别。不过我想台湾的师资与环境，跟国外一流的地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留在国内跟到国外念研究所，能够发挥的程度，一般还是会有所差别的。若有程度很好的学生，我还是会鼓励他到国外去深造研究。现在在国内主要是需要出色、有领导能力的人加入研究的行列，如果能够到国外一流地方去接受训练或去做博士後研究，他的见识视野，我想应该不是国内目前的环境能够比拟的。像荷兰就不许他们培养出来的博士留在国内做博士後研究。
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达到，我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我们培养出来的幼稚园学生的程度不输国外，小学也不输，中学也不输，大学也不输。要我们培养出的博士生能够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抗衡，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没有这麽快。如何先到达像日本的程度，可以当成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杨：做事情要踏实，持之有恒，不求闻达，这是我从我父母身上学到的东西。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我完全不需要担心家中任何的事物，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而孩子们也都还知道上进，让我能够全心投入研究与教学。
王郭：谢谢老师接受专访，可以感受到老师对於社会的关怀，以及持续不断地踏实做好份内的工作。希望我们後进学物理的人都能够跟老师一样努力，同时也能够具有对社会同样关怀的热诚。
01/15/2003 |
回物理领域介绍